向投资数百亿的旅游城项目征地所在街道派驻法官担任法律和信访专员，群众有什么法律问题直接在田间地头、拆迁现场获得解答甚至解决；与本区人社局、省保险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诉讼调解对接机制，让广州市花都区多发的劳资纠纷、交通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通过调解尽快拿到欠薪、获得理赔，避免因打官司走程序一拖再拖；在花都区赤坭镇偏远山村设工作站，法官下村组织并培训村支书、治保会主任等村自身调解力量，将农村土地、邻里纠纷就地解决，让“小矛盾不出村”。

2011年以来，花都区法院深化该院在调解工作上的传统优势，目前已联合19家“诉前联调”成员单位，分别在村、镇街、区三级形成了诉讼前联合调解的多元纠纷解决模式。该院5年来共受理“诉前联调”案件2万余宗，调解结案1.7万余宗，调解成功率达84 .3 %，将大量纠纷化解在了打官司之前。

据悉，花都区法院的调解工作长期保持在全市前两位，为服务花都的经济社会发展，化解基层矛盾起到积极作用。2016年1月，花都区法院迎来了“全国模范法院”这一法院系统的最高荣誉。

女法官祠堂内化解20多人争斗

今年已是女法官曾洁明担任花都区法院炭步镇人民法庭庭长的第6个年头。当谈起在这个地处郊区的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的工作经历时，她表示“感受很复杂”。

炭步法庭目前一共有3个法官，6个审判辅助人员，但却管辖着花都区炭步、赤坭2个镇的大部分民事案件。“人手不够，办案任务很重。”曾洁明和她的同事每周要抽两天时间带着书记员、法警，从炭步镇前往10公里外的赤坭镇办公点进行调解、开庭。

此外，由于赤坭镇有30多条村，部分村落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有些案件当事人不方便跑很远到法庭来应诉，曾洁明和同事有时还得驱车到偏远村落进行巡回审判。

“有些村子民风彪悍，矛盾多发，社会治理难度较大。”曾洁明感慨，2010年她刚担任炭步法庭庭长时“真有点力不从心”。

为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和案件，法庭决定到部分偏远村落设立诉前联调工作站。以法官为核心，发动村支书、治保主任、年长有威望者等村里自身的调解力量，必要时联动镇里的综治维稳中心、派出所等单位，及早发现问题，就地化解矛盾。

起步是很艰难的。“到村里设调解工作站，首先要得到村干部的支持。”曾洁明称，有些村的村支书很支持，但也会遇到“对方不愿理你”的情况。比争取村干部支持更考验她的是，在村里介入调解矛盾难度远比在法庭大得多。

“围观的人很多，气氛跟在法庭完全不一样，要很有经验，镇得住场。”曾洁明有一次在赤坭镇竹洞村的祠堂主持调解一宗鱼塘决堤水淹了花生地纠纷时，纠纷双方分别叫了10多人来对峙，还有人带了刀棍，“一触即发，说打就要开打了”。她壮着胆子往两排人中间一站，跟双方讲起了法律责任问题，并告诫双方一旦开打，就成了刑事案件，不要乱来。

在曾洁明的主持调解下，纠纷双方最终平息了怒火，达成了解决方案并握手言和。“挺佩服她胆量的。现在想想当初如果真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纠纷中的当事一方村民老吴回忆说。

“下村调解纠纷，也有被村民恶语相向的时候。”但曾洁明觉得，村民大多还是淳朴的，需要沉下心来做工作，坚持才能赢得大家信任。

通过多年的下村调解，加上以案说法，聘请和培训村干部等人担任联调员，炭步法庭目前已在赤坭镇竹洞村、剑岭村等3个偏远村设立了驻村诉前联调工作站，有效利用了村里民间力量来处理村内纠纷。

据悉，5年来，这些诉前联调工作站共处理农村各类纠纷432起，赤坭镇辖区进入法院诉讼的案件下降约四五成，还有8个村在近一年半时间里没有再出现一单官司，成为“无讼村”。

与保险协会、人社局等展开联合调解

除了在基层村社一级设立“诉前联调”工作站外，为了应对辖区内交通损害赔偿案件、劳资纠纷案件多发的现状，花都区法院还在镇街一级设立了多个“诉前联调”工作室。

此外，该院还进一步将“诉前联调”的成员单位扩展到了19个。通过整合各方调解力量，总体上逐步形成从村（社区），到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再到法院点线面结合的“三级诉前联调模式”。

花都区法院民一庭庭长卢永良介绍，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占他所在的业务庭案件比重较大。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一般都处于弱势地位，能否快速让他们得到应有的赔偿，关系到伤残者能否得到及时医疗救治，如果走常规审判程序，一般耗时较长，双方矛盾容易激化。

为此，花都区法院与省保险协会成立了一个诉调对接的调解室，由省保险协会派专职人员进驻调解，涉及保险公司理赔的，先组织保险公司和被害人调解，调解成功可快速理赔。“不走开庭程序，既化解了矛盾，审判效率也提高了，”卢永良称。

劳动争议案件是花都区法院另一个收案量较大的案件类型。该院除了成立专业合议庭审理此类案件外，还与区人社局建立了居中协调机制。出现劳动争议案件，先由区人社局介入。

“他们熟悉政策，水平也比较高。”卢永良称，劳资纠纷很多都是突发性、群体性的，由人社局先对欠薪工厂作出行政处理，法院和仲裁部门则及时查封欠薪老板的房产，以防老板跑路没财产执行。“这可起到一个稳定人心的作用，接下来再引导他们走诉讼途径，防止矛盾扩大化。”

“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联合多部门调解？这是基于区位优势，也是基于区位劣势。”花都区法院的法官罗海称，花都作为城乡结合部，邻里纠纷、外嫁女纠纷、征地纠纷等案件多，矛盾大，法官审理起来也很棘手。

“这些类型的案件，完全通过法院审判途径解决是不现实的。引入各界力量，用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比单纯靠法院一家效果显然要更好。”罗海称，花都区法院坚持重视诉前联合调解工作也是问题倒逼的结果。

法院为重大项目主动作风险防控

花都区法院副院长崔友爱介绍，从2011年至2015年，花都区法院共受理案件86449件，结案85174件，结案率达91.38%，法官人均办案212件。上述案件中，一审服判息诉率连续四年居全市前三，调解撤诉率连续两年居全市第一。自2011年以来，花都区审理的民事案件年均调解撤诉率达58 .22%，“调解工作长期保持在全市前两位”。

从2011年以来，花都区法院共受理“诉前联调”案件20239件，调解结案17069件，调解成功率达84.3%，将大量纠纷化解在了打官司之前。因工作突出，该院2012年被广州市确定为“诉前联调示范区”。

“接近1/4的案件在诉讼前得到了解决，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花都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李琼辉认为，通过调解结案的纠纷基本没有什么后患，因为纠纷双方自愿达成了一致，而通过打官司判决则还有一个后续执行难的问题。

李琼辉介绍，花都区法院在服务辖区经济发展，为辖区防控矛盾风险方面还进行了主动作为，将工作重心下移，关口进行了前移。比如2014年花都开始引进的投资达500多亿元的万达旅游城项目(东南亚最大室内滑雪场等)，当时涉及拆迁人口有2000多户，拆迁面积7 .8平方公里。

“现在已完成了签约1700多户，签约率达91%，还剩200多户没签。”李琼辉称，一个现代化的旅游新城已具雏形。在征地过程中，花都区法院对征地所在的街道派出一名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担任法律和信访专员，为项目的相关政策制定、涉及征地拆迁区域的矛盾化解等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咨询、保障和支持。同时花都区法院还抽调2名法官，下沉到涉及征地的村，为村民提供义务法律咨询服务达2年多。他表示，在万达旅游城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中，还没有一宗由此引发的出了村的群体事件。

李琼辉称，花都区法院在辖区一些重大项目中的工作前移，为最大限度地规避一些法律风险作出了贡献，也起到了风险评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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